10日上午10时30分，新闻发布会由国务院新闻办主持召开。会场鸦雀无声，一片肃然。来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镜头，此刻高度聚焦。

钟南山的声音向各个国家及地区辐射：“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这次跟世卫组织的合作和交流是很愉快的。”

他郑重地介绍：“我们实际上共同交流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问题；第二是有关流行病学的一些规律；第三，病原学的探讨。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50%以上的病人出现在广东。世卫组织对广东是怎么诊断和治疗的，特别是早期的治疗及在降低死亡率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钟南山告诉到会的各位，他与伊文斯一行做了很好的交流。短短五天，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说希望以后中国与世卫组织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面对人类的疾病。

在这样的场合，世卫组织一位专家随即表态：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组，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对钟南山以及广东专家组的努力给予的结论性的评价。

果然，钟南山话音刚落，就有境外的记者向钟南山提出关于患病人数的问题，钟南山于是认真执行了上面领导的意图，他说：为什么有一些病人我们没有发现呢？因为当时有的医生不是搞这一行的，识别不出。听了钟南山这样的解答，疑惑的记者更是穷追不舍，钟南山站在政府的角度，作出了认真的解释和沟通。此时他的心愿是“为政府说话”。

钟南山还解释说：“作为专家，我觉得这个病可以控制，只要隔离得好就可以。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病，你们也听说了，很多地方已经蔓延得很厉害了，但是公开报告的数字却比较少，为什么呢？恐怕你们要理解：有一些病人转移到了其他科，而这些科又不是呼吸疾病的专科，所以病人在这样的科里接受治疗，首先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确诊。”钟南山此番婉转的解释，目的是想回答记者所质疑的病人发病率的数字到底属不属实，而不属实又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天新闻发布会总算过去了，用钟南山的话说是“就这样解脱了”。

第二天按计划照常开另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次比第一天规模小，会场上大约有70多人。记者主要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虽然规模小了，但是记者的发问显然比第一天更加攻势凌厉。会议一开始，就有几名记者进行发问，而且提出的是和第一天同样的问题，很显然，这些记者对第一天得到的答案并不满意。

这时，记者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了，他们直接提问钟南山：“那么按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在第一天会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听了钟南山高水平的答记者问，已经是放了心，松了一口气，所以第二天，在座的领导人数比较少。然而面对各位记者反复、不断地盘问诸如此类的尖锐问题，钟南山终于忍不住了：“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整个会场一片哗然。

他这门“大炮”开了腔，他的一位朋友坐在旁边，不由得擦了一把脑门上的冷汗。

钟南山继续开口说话，整个会场霎时间安静下来：“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他掷地有声地扔出了一句话：“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

他如此鲜明地讲出了这个观点，记者们就继续提问。有个外国记者问：“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钟南山立刻回答说：“没有！”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医务人员的防护都没有做好，何谈控制呢？他回忆着当时的过程：“我记得当时我还讲过这些看法：一个是我们要对病毒进行更多的研究，医护人员要加强防护；还有就是我们要进行更多国际之间的交流。”

在钟南山讲过这些话之后的第二天，国内各地媒体都作了报道，香港各家媒体也都做了有关言论的刊登，但是北京的媒体，却没有动静。

钟南山说，那个时候本来根本就不会叫他去北京的，之所以叫他去，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来了。他们到了北京之后，讲广东做得如何好，钟南山教授的工作不错。所以，北京的相关领导认为既然这样，那就叫钟南山来吧。但是第一天北京方面的有关领导就交代他“讲话要注意一下”，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3年4月14日上午，来到广东考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广东医疗专家座谈时，说出了一番全国人民都聆听到的贴心话：“我们很揪心，为我们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受非典型肺炎的严重威胁感到焦急，同时又为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得许多患者尽快地恢复了健康而感到欣慰。”

胡锦涛在张德江、黄华华等广东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来自23家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一线医院代表，并同他们亲切座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将这一重大消息传遍全国。

广州医学院一附院院长叶广春，是此次座谈会指定的发言代表之一。他向胡锦涛总书记汇报了广医一院呼研所收治危重病人的治疗经验，特别提及许多医务人员放弃了休假、舍弃了家庭生活，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抢救和护理病人。他说，早期在重症监护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每为一个危重病人做气管插管，就有两三个参与抢救的人被感染，但是白衣战士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病倒康复后立即重返岗位，前赴后继，大家都无怨无悔，而且广东省所有医务人员都是这样做的。

叶广春的汇报过程很短，胡总书记听得非常仔细。叶广春汇报完毕，等着总书记作指示。没料到总书记却指着他说：“我看你言犹未尽，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总书记一句话说到了叶广春的心里。他当即提出了国际大协作的问题，说非典型肺炎是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健康的疾病，必须发挥大协作精神，包括省内外和世界各国的合作。

总书记沉吟片刻，然后说道：“大协作！”

欣喜不已的叶广春，待会议一结束，就赶紧拨通了钟南山的电话，没等叶广春讲完，喜出望外的钟南山就连连地说：“我真是非常高兴！”钟南山无比兴奋，因为广东的专家，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搞国际协作，这正是钟南山的初衷啊。

他挂上叶广春的电话。身边一片寂静，他的眼泪噙满眼眶转……

按照钟南山的观点，第一，对付SARS需要流行病学，首先是病原学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它的病源。第二是协作，是国际上的大协作，综合各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和技术，群策群力共同来攻关。

在疫情开始之时，他就如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内心却为此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来自于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对他的非议。他虽然每天忙于工作，但是叶落知秋，冷暖自知。如今党的指示，中央的决策，都一一证明他当初的观点是正确的。

当初，他首先与香港大学的协作，就是与国际合作的良好开端，可惜，协作之初就遭到误会。钟南山觉得，尽管当时北京方面的领导没有直接责备他，但他仍然感到无形的压力。当然这一切对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内心始终坚持一个信念：自己要在学术上求得互相的支持，希望把这个难题更快地搞清楚，这本身并没有错。

关于 SARS的病原体为冠状病毒的事实，香港是在2003年4月8日在网上发表的，而美国是在4月10日，中国大陆是在4月12日发布的。

因此，说是“美国最早发现”这是错的，最早公布的是中国香港。

但是第一个发现SARS是冠状病毒的，应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钟南山表示，他对此非常明了。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杨锐福等研究人员已经在SARS病原体研究中有了重大突破，发现了冠状病毒。据报道：祝、杨等研究人员分离出冠状病毒的时间是2月26日，随后通过基因序列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因为属于军事医学，常规要求保密，所以没有公布。

2003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大标题是：中国失去了机会。内文描述的大意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在2月26日发现了SRAS病毒，但是他们没有公布，他们保持沉默，最后变成是美国最先发现的。但互联网以及其他报道，都显示为中国最早发现。

2003年4月底，当 SARS向北京及全国蔓延，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绝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国务院果断决定将非典型性肺炎列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进行依法管理。对一些地方“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的情况，中央给予了严肃批评。国务院决定，从4月21日开始，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接轨。

出处：《钟南山传》   作者：叶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