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1968年在法国爆发青年学生的5月风暴，这些西方青年为什么要将毛泽东思想做为思想武器？总体思路：①5月风暴发生的原因及背景→②毛泽东思想如何被法国青年注意→③法国当时的局势形态和中国当时的局势形态对比→④为什么当时法国自己本土没有产生相应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①5月风暴背景：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消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1968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崛起了五月风暴。

3月，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出现了学生运动，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3日，为抗议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弄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5月中旬运动进入高潮。5月12日，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20多万人涌上接头，高呼反政府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4日至18日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大大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限于瘫痪。罢课罢工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家和降低税收。同时，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也暗示5月风暴发生的必然性。

同时，“五月风暴”也跟当时的国际形式有关。首先,60年代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在这一时期,尽管整个世界是在冷战这一大环境的笼罩之下,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尤其是在1968年,各种运动汇集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年也被称为“反抗的一年”、“革命的一年”,三场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1968年“斗争与反抗”的主旋律:越南战争、法国“五月风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其次,60年代在经济上被誉为“黄金时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带动下的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西方国家也因此开始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个年代,人类社会由匮乏社会逐步迈入丰裕社会;经济发展由物质生产为核心逐渐转变为以服务性(非物质生产)为核心;由蓝领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社会;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渐趋终结,新的文化革命开始兴起。是故,这是一个矛盾尖锐、问题叠起、变革剧烈的年代。

第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两个极其重要和特殊的群体,他们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占据着关键与独特的地位。二战后的西方,正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学生与知识分子正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主体,这样一群精英在现代政治社生活中的地位亦显得越来越重要。

最后，战后法国“左翼思潮”对五月风暴也有重要影响。

②对于毛泽东思想如何传到法国：德国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约尔格·伊门道夫在凤凰资讯的访谈中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大批青年学生因对苏联印象不佳，转而关注中国。正在杜塞尔多夫读书的伊门道夫和许多青年一样，深受毛泽东的影响。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可能的原因有：由于当时中国借鉴1871年巴黎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个消息传到法国，对当时不满法国政治的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

③而关于法国和中国当时的局势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呼应的地方的，196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甚巨，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青年之间流行一时。广大法国大学生服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形式。被中国的“文革”所吸引，如今在中国青年中声名显赫的福柯等哲学家也开始究心于中国的“文革”动向。

法国五月革命与中国关系:对于法国“五月风暴”这种现象的解读应该置于“世界流通”的概念之中，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如何影响中国”“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单向关系，而是在复调的话语实践中如何相互博弈的双向关系。

④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武器的原因：

浅层原因:法国人民对于中国文革的误解

深层原因（主力军）:罗兰·巴特、福柯、菲利甫·索莱尔斯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之所以没有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性，是因为一切他者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这些称作“原样派”的知识分子对此被先入之见所框定。这种精神偶像崇拜与当年伏尔泰对于中国的情有独钟一样，是从自身的关怀出发对于本国现实政治的批判，同样是采取借道钟馗打鬼的策略。暴力的场景、革命的美学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不论是萨特还是福柯对此都直言不讳。

青年知识分子层面:中国“文化大革命”某些实践方式的影子昭然可见。从形式上看，法国的学生运动肇端于反对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要求教育改革。这一点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率先从教育革命开刀颇为契合。

普通民众:对文化改革不感兴趣，支持的原因只是受到巴黎公社工人阶级等革命话语影响。

当时法国本土没有产生相应革命思想的原因：自1966年起，法国知识分子由于无力在法国进行文化革命，将感情转移至中国不啻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排解。

原因：西方青年对中国文革的误解以及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会神奇地弥补其他地方共产党遭遇的完全失败。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毛主义者，因为他们人数少，被贬称为一个小派别，一个小团体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动——1970 年春突然逮捕毛主义领导者，并查封他们的报纸，那么他们的故事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五月事件”的映衬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动，未被注意的毛主义者的活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项著名的事业。让-保罗·萨特接管了毛主义报纸，大胆反抗政府独断的、残暴的政治清扫行动。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一度中断巴黎体育馆的演出，请求释放被拘捕的毛主义者。在这一极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引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以及《太凯尔》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兴趣，他们从毛主义中察觉到一种创造性方法，用以解决法国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义。毕竟社会党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共产党变成一个“秩序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开启了自己经济发展的高速模式，到60年代的时候经济水平已经完成了超英赶德，成为欧洲的大国。但从1964年开始，法国开始经历战后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人们疯狂的抢购黄金，与学生紧密相关的教育问题和“毕业即失业”的问题日益加剧，最终学生决定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抗议。

当时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着“东风压倒西风”的革命形势，法国出现了新左派，号召行动起来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在法国革命前夕，1967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他牺牲时手中还握着武器。他成为了法国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法国学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大学讲堂，将他的遗言“创造两个，三个......许多的越南来消灭帝国主义”也激励着法国学生的斗争。

斗争最早在大学校园点燃，并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1968年3月22日，法国警方驱赶了学生后的第二天，巴黎大学的学生效法法国革命者与警方展开了巷战。随后警方宣布关闭索邦大学，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前所未见。这一事件最终成为了导火索，全国学生迅速行动起来，5月4日，他们走上大街开始了全国的总罢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

。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在欧洲，法国人对毛泽东的了解也许是最多的。从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泽东的法国人，就像知道拿破仑的中国人一样普遍。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风暴”从巴黎大学开始，大批学生集会抗议反越战学生遭逮捕。抗议活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不久后，全法学生都加入其中，上千万工人也行动起来。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 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

       法国知识分子大都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对革命有着疯狂的迷恋。他们选择了支持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新型革命的源泉。但是他们对苏联的迷恋伴随着不断爆发出来的苏联丑闻日益变得意兴阑珊。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苏联问题的立场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说,当他们选择了站在了共产主义一边之后,这个共产主义的老大哥的表率让他们伤透了心。他们的知识分子立场遭到了新一代崛起知识分子的质疑。在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渴望寻找到新的革命合法性,这就是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法国知识分子对东方的迷恋很难解释清楚缘由,大概是在东方的一系列剧变中看到了一个疲惫停滞的欧洲所不具备的活力和希望。但是这种所谓的“活力和希望”大都是隔海相望的想象。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丑闻之后,这种理想和希望很快转移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但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还是中国的毛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他们想象毛泽东是一位革命的巨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造性阐释者,他是一位伟大的舵手,一个经历了无数军事挫折仍然坚持不懈,以少胜多,成功驱国民党的伟大人物。他还是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无视青年人参与,这就是当代的伟大的革命,与统治法国的老独裁者戴高乐相比,毛泽东身上具备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的所有因素。这一切的一切都靠想象无法满足的时候,他们组织了很多知识分子旅行团分批去中国寻根,还有众多法国的知识分子渴望到中国来朝圣。有这样一个小例子,位去中国朝圣的西方革命者,在旅行途中厌倦了那些中国的陪同人员总是限制他们随意地出行和交谈,他埋怨说,你们只是带我们参观中国共产主义的积极方面。中国的陪同人员反驳说,我们只是向你们展示了你们想看的东西而已。事实上就是如此,很多旅行者,比如罗兰巴特,他们能感觉到这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家里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但是他们被禁止去探究真相,他们只能看到他们渴望的东西,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发动人民群众全民参与革命的国家。这一切如此契合他们的想象,反而显得如此不真实。五月风暴”之后的知识分子困境我们很难解释这种知识分子对毛主义迷恋的困境。尽管他们一再辩解说,他们对中国毛主义的兴趣只在文学与文化层面上,与政治无关。但是他们的真实态度表明了他们需要这种斗争策略,需要一种新的革命合法性,为他们在新时期的街头革命提供灵感。

       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称是法国共产党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来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学生。由于他们对那些正发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颠倒，激情澎湃，所以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逐渐地将其视为医治法国本土各种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会说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因为毛泽东基本上禁止外国人入境。这只是点小事儿而已。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当代中国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们的心意。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政治希望与幻想来说，“文革的中国”变成了一块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项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而这些激进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已经被剥夺了现实世界的出口。中国变成“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过“生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通过采取中国红卫兵（Red Guards）之法国化身的新身份，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阿尔都塞追随者试图彻底改造自身，借此他们不仅将涤除他们作为殖民者子孙的罪恶，而且在更普遍意义上涤除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罪恶。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会神奇地弥补其他地方共产党遭遇的完全失败。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

       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ideological blinder）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毕竟，正是法国人最早在1789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在更具当代性的人权伪装下，他们当时想重返的正是这一遗产。

 

宏观角度上讲，法国“五月风暴”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结果，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古巴等地的其他一些模式取代了苏联，代表着未来革命的希望。由于赫鲁晓夫报告事件事件影响，中国革命的影响力更加广大，代表着未来革命的希望。在矛盾激发的前提下，1964年4月27日,中法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因此掀起“中国热”:自1966年中国“文革”爆发以来,亲华的“法中友好协会”(西方的说法)经常举办介绍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讲座。另一方面，法国一些对新中国和毛泽东思想感兴趣和同情“文革”的重要名人,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非同小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可与卢梭相提并论的让·保尔·萨特，巴黎七大东方语言系主任让·巴比均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支持者。

1964年中法建交掀起的“中国热”及文坛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积极言论，在法国舆论及文化上，为大学生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氛围。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在法国和西欧扩大影响的缺口。在1967年,法国、西欧有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被康生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而当时中国也是以青年为主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中友好协会”经常举办介绍毛思想和“文革”的讲座；毛泽东暴力革命的名言和“文革”的理论、实践活动极大的煽动了法国青年起来反对政权。
    60年代的法国大学生都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1968年，这样的大学生已有60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很多大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困惑，对出路的渺茫和不稳定感到忧虑，对他们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为严重，而他们的命运又关系到法国的千家万户。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一名抗议学生。如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与他一样，“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对毛主义的迷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一股风靡的潮流，巴黎到处都充斥着毛主义的流行的符号，中山装很很紧俏，《毛主席语录》很畅销，连法国版的《花花公子》都刊登了身穿红卫兵服装，手持红宝书的模特照片，新浪潮电影导演戈达尔还拍摄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电影。在1968年，法国大约有1.5万名毛主义者，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出自巴黎高师，这是培养法国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萨特、阿隆、波伏娃等这些都是出自巴黎高师，但是在六十年代，巴黎高师的学生觉得萨特与存在主义已经落后了，学生们的精神导师是法国哲学家和顽固的共产党员阿尔都塞，像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是高师生，也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他就是一名毛主义者。报道上欧洲“毛派”领导人对法国学生的资金上的帮助也鼓舞了法国学生中的“毛派”组织。

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甚巨，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青年之间流行一时。文革的主体是年轻人，与法国大学生身份类似，毛泽东思想本质上也有革新精神，中法革命表面上的相似点使毛泽东思想易获得法国大学生的认可与青睐。广大法国大学生服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形式。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谦在2010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一文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映。因为这种联系，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相关产物和思想较易被法国民众吸收。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事实上，五月风暴的一些组织者虽然胸前戴着毛泽东像章，嘴里高呼“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口号，却对毛、对“文革”和红卫兵并没有太多了解，在他们中许多人眼里，“文革”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是人民自发起来反抗寡头政治的斗争，正如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们头脑里“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差不多。“五月风暴就是这样的运动：以旧的形式，表达出新的东西，正如《圣经》所言，是旧瓶装新酒。他们之所以向往中国的红卫兵，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一运动的了解，毋宁说是出于对它的无知。”阿兰。杜兰这样概括道。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对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而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魅力四射，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不二法门。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巴黎公社有一定渊源关系。五月风暴中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语录、大字报等元素。起草“夺权宣言”的执笔者以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评价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依据，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一种普遍规律。工农武装割据"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在半殖民地国家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 23 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参考文献：万家星.法国的“五月风暴”: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J].全国新书目，2004,(11):17-17

 

①五月风暴中人们的诉求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而毛泽东思想所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思想所表达的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②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有了巴黎公社的底蕴，法国年轻人仍然有属于共产主义的同强权作斗争追求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意识存在，毛泽东思想对于共产主义的完善和在中国内地的成功践行吸引了年青一代。 ③但法国年轻人也忽略了文革的负面影响。他们崇尚毛泽东的敢于与资本主义强权等抗争，但他们却陷入了个人崇拜的思维。以个人崇拜的风潮掀起了革命。 ④法国年轻人理解文革的初衷，但忽视了文革一棒子打死所有事情的错误做法。

第三组：1、国内局势：面对国内不堪的修正主义和左翼政党，法国的进步青年只能选择倒向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而毛主义则提供了某种过渡形式和依据，使他们得以将斗争中心从殖民地斗争转移为国内的工人斗争。 2、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他们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法国青年和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新的革命合法性。 3、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法国青年的震动和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权威和秩序。毛泽东思想激发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鼓励着年轻人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新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从五月风暴中可见很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从形式上看，法国的学生运动肇端于反对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要求教育改革与中国文革从教育革命开刀颇为契合。 4、巴黎高师中产生越来越多的毛主义者或亲毛主义者。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 5、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国的思想文化产品的得以顺利进入法国，毛泽东思想得以传播。

1. 看到题目，我脑海里突然想起鲍勃迪伦的一首歌：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炮弹要发射多少次）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才会被永远报废）。我想鲍勃迪伦这一首歌就代表了这个时期年轻人的思想，有些迷茫和叛逆。二战后，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更一步的发展，科技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爆炸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充盈。而且欧洲各国因为保守党长期占据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并且进一步促进社会福利的发展。按理说，这些年轻人是社会的受益者，他们发起运动显得毫无缘由，而且还是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显得有些不思议。但是，事件发生了，我详细的去看了一下事件的经过。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追求的的是公平和自由。这里的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和独立。与前代人冷战保守的思想不同。他们要思想上的独立和自由，对于物欲社会的反思，对于思想解放。为什么法国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武器呢？我觉得要考虑法国的外交，法国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有了这一层外教关系，才有这次五月风暴。

2.1968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上升阶段。

3. 当时的中国革命思想被来中国学习考察的法国学者学习并在法国的国土上宣传。

4.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对法国革命运动的情怀与支持。

5. 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等，使得法国的革命土壤肥沃，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思想受到革命精神的渲染时间长。

6.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为社会所注意和考虑，加之萨特、阿尔都塞、勒费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学生中间影响日益扩大，以致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下最终汹涌蔓延开来，势不可遏。

7.  法国政府的压迫。

8. 青年学生群体对资本主义阶级的失望。

9.对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而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魅力四射，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不二法门。

10.自1966年起，法国知识分子由于无力在法国进行文化革命，将感情转移至中国不啻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排解。

11.五月革命的法国青年，意在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苏法国的市民文化和生活。毛泽东思想反应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做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具有激励思想的作用。
12.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政权伟大尝试，从历史角度对法国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3.法国青年认为殖民主义和专制损害了法国共和制，毛泽东思想提供的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攻击专制的武器。
14.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提现了法国人提倡的人权与公民权。

 

在媒体评论中，不断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1968 年“五月风暴”等一系列狂飙突进式政治变革史与本届法国总统选举相提并论，在本届竞选的媒体评论中，1968 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不断出现在报头章尾，这主要是由于本届总统候选人给大众制造出来的个人形象和法国社会的分裂状态，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十年前的世界形势。

1968 年，也是勒庞出生的那一年。2017 年 2 月的法国里昂，容纳数千人的场馆座无虚席，观众挥舞国旗，高喊“法兰西”，热切地企盼讲台上的演讲者能给出一个关乎法国未来的答案。勒庞站在台上，身后背板上出现了几个中国式口号：“人民的名义”。而赢得本届总统大选的马克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数次熟练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语录。马克龙说过“Je suis Maoïste / 我是毛主义者”，而且也用“长征”做过比喻，不仅把他那本类似竞选宣言的书的书名叫做《革命》，而且也曾在竞选大会上公开主张法国在许多领域应当发动“文化革命”。尽管，马克龙后来更多的是提 “人道主义”，然而公众人物的只言片语都将成为媒体评论及社会大众眼中的形象标签，这就让媒体评论不免提及并不遥远的1968年“法国风暴”……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当年的那批青年学生，如今有很多都成了法国社会的名流。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直到当今时代，1968 年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在 200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巴拉克·奥巴马参加竞选的承诺之一是他会超越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各种分歧，将美国政治推进到一个和谐平稳期。就其本身而言，约翰·麦凯恩的竞选活动不停地爆料奥巴马在早年政治生涯与 20 世纪 60 年代前激进分子威廉姆·阿耶斯的交往，想方设法使奥巴马的政治生涯黯然失色。同样，在 2007 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双方主要候选人都感到他们不得不对“五月风暴”的遗产表明立场。对于最后获胜者尼古拉·萨科奇来说，“五月事件”充当了一种消极的检验标准。因为萨科奇利用了移民郊区爆发的一系列骚乱所造成的国家不安全，所以他将“五月风暴”称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对权威的敬意渐行下降，道德的无政府态势大行其道。而社会党候选人赛格琳娜·罗雅尔则强调她最后的选举集会将会在夏莱蒂体育场举行，因为该地曾是“五月造反”中一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地点。

 

①运动主体相似，毛泽东的口号及斗争形式具有吸引力：196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甚大，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青年之间流行一时。广大法国大学生服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形式。

②受到法国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解读的影响：法国知识分子总是一再误解文化革命，他们对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偶像崇拜与当年伏尔泰对于中国的情有独钟一样，是从自身的关怀出发对于本国现实政治的批判。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和旅行家并没有认识到文革的黑暗面，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文革，反而将那时的中国誉为社会主义的天堂，法国青年又被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所框定，形成了对于毛泽东的精神偶像崇拜。

③毛泽东思想在传播到法国时，其意义发生了变化：一种理论的意义在流通到“他者本土”中的过程因所谓的“时空延异”而不可避免发生流变，实质上是“他者本土”内部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的外在表现。

④部分法国人对于中国总是抱有异国情调的眷恋。

⑤毛泽东思想激发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

⑥文革时期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借鉴和模仿了巴黎公社，而五月风暴是在模仿文化大革命。

⑦群众运动遭受法共等欧洲左翼政党和苏联的反对，使部分左派知识分子转向唯一成功的没有“变修"的中国革命。 ⑧当时中国加速了输出革命的步伐，毛主席的著作遍及世界，也在法国受到青年人的欢迎。中国政府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的明朗态度、中国国内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巨大声势，使学生们更愿意把中国政府当作反对越战（五月风暴的最初动因之一）、恢复和平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