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优势，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充分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查找资料举例或用数据说明。但为何不久以后第二个优势逐渐消失？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五十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化时期，有一句顺口溜“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人民公社会化运动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农民入社，集体劳作、集体吃饭、一切财产是公有的，大大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时实行“吹哨上岗”，农民因为没有积极性所以根本不理那个表示“该干活儿了”的哨子。查阅资料，《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中提到，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王卓如）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04期中提到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及其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强制推行，普遍地挫伤了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损失，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同时，也提到人民公社化的体制不允许农民发挥个体经济积极性，只片面强调发挥集体经济的积极性，结果造成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压，互助合作积极性因集体经济没有搞好而失去其应发挥的作用，这一体制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甚至消失，主要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投入与产出很大程度上并不成正比，人民公社化运动，集体吃大锅饭，这是一种无差别的貌似绝对公平的分配手段，但是却忽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水平以及人民的道德水平，付出不一样的劳动获得的回报却是一样的，大多数人当然更加乐意少干活,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甚至消失。
优势一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经历过挫折和失误，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为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多方面的物质基础。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相比也是快速的。
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二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这期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196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国先后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对于这个时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进步，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领域的重大成就充分提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国家的资源有计划有目的性的调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我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
优势二说明：
政治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人民的政治权益得到保障，积极性得到提高。
经济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期的性质就是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不论贫富，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积极性逐渐消失的原因：
1.1956年，中共八大上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但是喊出了错误的口号，直接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未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与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严重不适应，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方面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期，由盛转衰的极大落差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人民公社化运动，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分配上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的收入不高，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人民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是农业下降。归根结底由于对国情分析不够；缺乏建设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3.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达到效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和制度。这些措施和制度原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和制度本身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辅助手段取代了主要目标的位置，主辅异位。例如，通过有计划的解决就业和分配工作，城市里的人口大多数由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单位。这本来是一个方便组织社会劳动并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机制，但是，发展到后来却成为了人对单位的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固化了劳动分工，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封建性质，并形成了等级制，不仅不利于人员之间的流动，造成人浮于事，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难以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的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集中力量能够今后可能快地发展生产。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民居民提高了28.6%。
2、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改之后，在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高级社中取消了按土地和农具入社分红制，出现了“一大二公”，把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成了合作社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农民私有被集体统一所有代替。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脱离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加上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故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约束。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思想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的生活变得困难，严重挫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市、区、公社对各大队的物资、劳动力、生产工具的无偿调用逐渐引起群众的抵触情绪，一平二调”和“共产风”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大跃进”等多种因素造成城乡居民食物的极度紧缺和匮乏，农村、街道公共食堂集中、定点、定量供食无法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3年困难时期全民度灾的困苦。这些都在不断的打击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组：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正是因为这两个重要优势，当时的一五计划才能超额并且提前完成。南水北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实践。包括此次疫情，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力量的集中让我们在危难面前屹立不倒。
2.优势消失的原因：○1直接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吃大锅饭导致群众生产积极性降低。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中，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到1977年，农民人均口粮还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在政治领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农村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属于政治范畴，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表现为大刮共产风、“一大二公”。此次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思想水平，不切合实际，搞平均主义，实际了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最终造成生产混乱、生产力水平下降，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我国粮食产量1959年为3400亿斤，1961年为2950亿斤（人均约440斤） ○2而根源上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公民素质偏低的情形下，人们对公有的东西往往不爱惜。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弱点。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生产资料公有的优点。比如，尽管生产资料公有，但有人可以大肆挥霍生产资料，而有人却无法用来谋生（失业）。从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是行政手段，经济计划主要通过行政指令和实物调拨来实现，市场调节的作用非常微小，甚至于没有市场调节；分配上实行统收统支，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等等。此举将会挫伤生产积极性，淡化竞争意识，不利于企业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日益巩固和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难以调动人民劳动积极性但原因主要是兴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然后进行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这两个运动在全国快速开展了起来。这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1958年8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达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只用了短短两个月。
但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充分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农民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甚至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从而瓦解了农民拥护集体化的人心基础。人民公社随心所欲地无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自留地，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著名美籍汉学家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济，“绝对产量上升了，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也上升了，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是停滞的。”他把这种农产量增加而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还略有下降的经济扩张，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公社时期，我国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又以粮食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由58.2％增至70.5％，上涨了12.3％。这说明，六七十年代我国农村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基本停滞，增加的数亿农村人口，都被城乡分隔的户籍、粮食供给、就业、以及住房和教育等项制度安排限制在原有的土地上，长期处于贫困和半失业状态。所以，人民公社制度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个城乡相互隔绝与对立的结构中，农业经营中的“过密化”以及随之而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至逐年下降自然就不可避免了。60年代中期后，我国农业经济运行平稳，国家对农业投入也大幅增加，但十几年间主要农产品单位工作日产量基本没有变化，有些甚至还有所下降。以粮食为例，这期间虽然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48％，但单位用工产出反而下降了5％。这说明，粮食总产和单产的增加，基本是由增加的劳动力实现的；期间投入的资金和科技，只抵消了“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1957—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人均占用的粮食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
人民公社20多年，只有数量的扩张，没有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社员的生活水平。
康复 毛概第六组